針對習總書記強調的新聞輿論工作各個方面、各個環節都要堅持正確輿論導向，網上也有一種聲音認為，總書記的講話是說給黨的新聞輿論工作者聽的，是說給媒體聽的，我們不是媒體人，只是上上微博，發發帖子，刷刷朋友圈，沒我們什么事。
這是一種誤讀。新聞輿論工作各個方面、各個環節都要堅持正確輿論導向，這“各個方面、各個環節”自然包括“作者”和“受眾”數以億計的社交媒體。社交媒體的影響面有多大，從去年春晚微信的“搖一搖”和今年支付寶的“咻一咻”就能看到一個側面。
社交媒體是以個人的注冊賬號為基礎，通過互相收聽，互聯互通，既可以上傳信息，發表意見，又能建立小圈子的微博、微信、博客、論壇、社交網站等等。
這里有幾組權威數據：到去年底，中國的網民數是6.7億，其中青少年網民數量約為1億至1.2億左右，網絡用戶呈現嚴重的低齡化。
中國青少年宮協會從2014年9月到2015年9月對全國18個城市的3萬多名３至14歲兒童及其家長進行的一項問卷調研及個人訪談顯示，３到６歲兒童手機、平板電腦、電腦的接觸率分別為91.8%、83.4%和80.6%。89.1%在周末玩電子媒介，44.1%玩網游，4.7％有網友，21.2%用手機上微信。小學階段，近半數小學中年級學生開始有自己的QQ，35.8%的兒童在網上發表內容，23.1%的兒童開始有網友，8.3%的兒童有陌生網友。到初中時，77.8%用上了手機，91.8%有了QQ，90%加入QQ群，57.2%有網友，33.7%有陌生網友，33.5%關注微信公眾號。
前不久發布的《2015微博用戶發展報告》則顯示，17歲以下用戶的占比達到了19.8%。
看了上面的數據，誰還能說，引領導向、鼓舞士氣只是黨媒的事，誰還能說成風化人、凝心聚力與自己無關，誰還能說澄清謬誤、明辨是非與“我”何干？
然而，我們也應該看到，在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時代，一些人為了追求轟動效應，無所不用其極：編造謠言者有之，無中生有者有之，移花接木者有之，暴人隱私者有之，發泄私憤者有之。像今年春節期間瘋轉的“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”的“熱帖”，已經被證實是徹頭徹尾的虛假內容。發帖者根本不是上海人，而是來自上海附近省份一位已為人母的徐姓婦女。起因是發帖人因為與丈夫吵架，不愿到丈夫老家過年而獨守家中，于是發帖宣泄情緒，事實上她春節前根本沒到過江西。而之后在網上自稱“江西男友”回應帖文的網民，與徐女士也素不相識。雖說發帖者只是為了“發泄”一下，但損害的卻是社會的公信力。
類似“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”這樣的“宣泄”帖多了，會讓身心發育尚未成熟的青少年覺得，網上的很多信息原來是不可信的，媒體的報道是會反轉的，網上的謊言、欺詐、謾罵、暴力，會對他們的健康成長帶來嚴重的不良影響，甚至成為網絡空間的受害者。
中宣部副部長、中央網信辦主任魯煒曾表示，國家的未來在青少年,網絡的未來也在青少年。有什么樣的青少年,就有什么樣的網絡；有什么樣的青少年,就有什么樣的未來。
與傳統媒體相比，社交媒體的特點是，對所發布的信息不需要層層把關，這就使謠言變得輕而易舉。接謠的人由于大多是從微信微博好友那里看到的，二次傳播是大概率事件，于是，虛假信息很容易實現病毒式的“裂變”傳播，諸如“我市將全面開放二妻政策”、某品牌手機自帶地圖將把釣魚島劃給日本、小學校長達洼為貧困學生求過冬衣物、倒著輸入銀行卡密碼能自動報警、同一個名字出現多個不同城市版本的兒童走失等虛假信息，都是這樣“裂變”來的。
在人人都是自媒體的今天，黨報黨刊、電臺電視臺要講導向，都市類報刊、新媒體也要講導向；新聞報道、副刊、專題節目、廣告宣傳要講導向，社交媒體也要講導向。既要提倡自由，也要保持秩序。自由是秩序的目的，秩序是自由的保障。
當然，對于利用網絡空間進行的恐怖、淫穢、販毒、洗錢、賭博等犯罪活動，與外部勢力勾結惡意抹黑中國和故意制造矛盾對立的種種行為，以及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網絡活動，放在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、坐視不管，都應該根據相關法律予以堅決打擊。維護網絡安全也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。
2016年是“十三五”的開局之年，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，作為社交媒體，在實現“兩個一百年”奮斗目標的逐夢征程上，也有責任講好中國故事，傳遞好中國聲音。
唱響主旋律，我們責無旁貸。傳播正能量，我們責無旁貸。推動社會進步，我們責無旁貸。守望公平正義，我們責無旁貸。給青少年營造一個干凈、健康、綠色、清朗的空間，我們責無旁貸！